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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朱自清大全集》第68章 杂论卷(31)

  一般人见生人时,大抵会沉默的,但也有不少例外。常在火车轮船里,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处向人问讯,攀谈,无论那是搭客或茶房,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;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,竟会不感觉一点儿疲倦!见生人的沉默,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,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。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,你全然不熟悉,你所能做的工作,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——像防御一个敌人。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。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,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——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?——;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,若他是个爱说的人。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。假如这个生人,你愿意和他做朋友,你也还是得沉默。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,选出几处,加以简短的,相当的赞词;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。这就是知己的开场,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。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“大人物”,你记住,更不可不沉默!大人物的言语,乃至脸色眼光,都有异样的地方;你最好远远地坐着,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。——自然,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。若你愿意专诚拜谒,你得另想办法;在我,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。——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,准可以满足,而不用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。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,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,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。至于自我宣传,诚哉重要——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?——,但对于生人,这是白费的;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,只暗笑你的宣传热;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,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。

  朋友和生人不同,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——宣传。这不用说是交换的,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。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,谅解你;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。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,他们就趣味的听着;你的话严重或悲哀,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,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。在后一种情形里,满足的是你;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。他们知道“应该”怎样做;这其实是一种牺牲,“应该”也“值得”感谢的。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,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;同样的故事,情感,和警句,隽语,也不宜重复的说。《祝福》就是一个好榜样。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,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——你自己的心,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。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。只有不可知,不可得的,才有人去追求;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,你对于别人,对于世界,将没有丝毫意义,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。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,你将不能支持自己,而倾仆到无底的黑暗里去。一个情人常喜欢说:“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!”谁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甚么呢?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,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,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;以后跟着说的,更只是“口头禅”而已。所以朋友间,甚至恋人间,沉默还是不可少的。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,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——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?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。譬如在下午,在黄昏,在深夜,在大而静的屋子里,短时的沉默,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。有人称这种境界为“无言之美”,你瞧,多漂亮的名字!——至于所谓“拈花微笑”,那更了不起了!

 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。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,一主一客时,就不准行。你的过分沉默,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,赶跑了!倘使你愿意赶他,当然很好;倘使你不愿意呢,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,抽烟,看画片,读报,听话匣子,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,时局——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,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——,总以引他说话为度。于是你点点头,哼哼鼻子,时而叹叹气,听着。他说完了,你再给起个头,照样的听着。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,他是一位准大人物,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。他坐下时,将两手笼起,搁在桌上。说了几句话,就止住了,两眼炯炯的直看着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窘极,好容易陆陆续续的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。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,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。用在一般交际里,未免太露骨了;而在上述的情形中,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,更属无礼。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,正在此等处。至于应付的方法,其实倒也有,那还是沉默;只消照样笼了手,和他对看起来,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罢?

  (原载1932年11月7日《清华周刊》第38卷第6期)

  撩天儿

  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篇有这么一段儿:

 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。子猷,子重多说俗事,子敬寒温而已。既出,坐客问谢公:“向三贤孰愈?”谢公曰:“小者最胜。”客曰:“何以知之?”谢公曰,“‘吉人之辞寡,躁人之辞多。’推此知之”。

  王子敬只谈谈天气,谢安引《易系辞传》的句子称赞他话少的好。《世说》的作者记他的两位哥哥“多说俗事”,那么,“寒温”就是雅事了。“寡言”向来认为美德,原无雅俗可说;谢安所赞美的似乎是“寒温‘而已’”,刘义庆所着眼的却似乎是“‘寒温’而已”,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

  “寡言”虽是美德,可是“健谈”,“谈笑风生”,自来也不失为称赞人的语句。这些可以说是美才,和美德是两回事,却并不互相矛盾,只是从另一角度看人罢了。只有“花言巧语”才真是要不得的。古人教人寡言,原来似乎是给执政者和外交官说的。这些人的言语关系往往很大,自然是谨慎的好,少说的好。后来渐渐成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,却也有它的缘故。说话不免陈述自己,评论别人。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。旧小说里常见的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,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。《女儿经》里的“张家长,李家短,他家是非你莫管”,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。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。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,评论别人,像谈论天气之类。就是陈述自己,评论别人,也不一定就“全抛一片心”,或道“张家长,李家短”。“戏法人人会变,各有巧妙不同”,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。但是“花言巧语”却不在这儿所谓“巧妙”的里头,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。所谓“健谈”,“谈笑风生”,却只是无所用心的“闲谈”,“谈天”,“撩天儿”而已。

  “撩天儿”最能表现“闲谈”的局面。一面是“天儿”,是“闲谈”少不了的题目,一面是“撩”,“闲谈”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。这“撩”字抓住了它的神儿。日常生活里,商量,和解,乃至演说,辩论,等等,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,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。只有“闲谈”,以消遣为主,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,无所用心的说话。人们是不甘静默的,爱说话是天性,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。人们一辈子说的话,总计起来,大约还是闲话多,费话多;正经话太用心了,究竟也是很少的。

  人们不论怎么忙,总得有休息。“闲谈”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。这其实是不可少的。访问,宴会,旅行等社交的活动,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。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。十八世纪的人说,说话是“互相传达情愫,彼此受用,彼此启发”的。十九世纪的人说,“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,是消遣”。二十世纪的人说,“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;可是他愿意哼哼,愿意证明他是个活人,不是个蜡人。谈话的目的,多半不是传达观念,而是要哼哼。”

  “自然,哼哼也有高下;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的响,真教人生气。可是在晚餐会上,人宁愿做蚊子,不愿做哑子。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悦耳的,有些并且是快心的。”看!十八世纪还说“启发”,十九世纪只说“消遣”,二十世纪更只说“哼哼”,一代比一代干脆,也一代比一代透彻了。闲谈从天气开始,古今中外,似乎一例。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情的话题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。刘义庆以为是雅事,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,无所用心的。但是后来这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;闲谈又叫“谈天”,又叫“撩天儿”,一面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,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怎样程度。因为太普遍化了,便有人嫌它古老,陈腐;他们简直觉得天气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。

  有一回,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婚登记局里,是下午三四点钟了,天上云沉沉的,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,“早晨好!天儿不错,不是吗?”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,都当作笑话。鲁迅先生的《立论》也曾用“今天天气哈哈哈”讽刺世故人的口吻。那位老头儿和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“客套”话,因为太“熟套”了,有时就不免离了谱。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,往往只是招呼,只是应酬,至多也只是引子。笑话也罢,讽刺也罢,哼哼总得哼哼的,所以我们都不断的谈着天气。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,可是风云不测,变化多端,未必就是个腐题目;照实际情形看,它还是个好题目。去年二月,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。昆明的记者问他,“此次经滇越路,比上次来昆,有何特殊观感?”他答得很妙:“上次天气炎热,此次气候温和,天朗无云,旅行甚为平安舒适。”《中央日报》昆明版,1940年2月22日。这是外交辞令,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。天气有这样的作用,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。

  谈话的开始难,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。从前通行请教“尊姓”,“台甫”,“贵处”,甚至“贵庚”,等等,一半是认真——知道了人家的姓字,当时才好称呼谈话,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——,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。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,这一套就用不着了。这一套里似乎只有“贵处”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安;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,再谈下去,就非换题目不可,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,要不然,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,如“几时到的?路上辛苦吧?是第一次到这儿罢?”之类。用介绍的方式,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。若是相识的人,还可以说“近来好吧?”“忙得怎么样?”,等等。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词儿,可只是特殊的调儿,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,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,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。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——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连的牵搭到四方八面去。

  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,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,谈话就容易开始,不一定从天气下手。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,大概也就在这当儿。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。抗战,轰炸,政治,物价,欧战,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,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,无须换题目。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,在平常日子,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,何况这时代,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!政治更是个老题目,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,人们却偏爱谈。袁世凯、张作霖的时代,北平茶楼多挂着“莫谈国事”的牌子,正见出人们的爱谈国事来。但是新闻和政治总还是跟在天气后头的多,除了这些,人们爱谈的是些逸闻和故事。这又全然回到茶余酒后的消遣了。还有性和鬼,也是闲谈的老题目。据说美国有个化学家,专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学,差不多不知道别的,可就爱谈性,不惜一晚半晚的谈下去。鬼呢,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,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。不过这些都得有个引子,单刀直入是很少的。

  谈话也得看是那一等人。平常总是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似的人聚会的时候多,话题自然容易找些。若是聚会里夹着些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的人,那就难点儿。引子倒是有现成的,如上文所说种种,也尽够用了,难的是怎样谈下去。若是知识或见闻够广博的,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题目,适合这些特殊的客人的兴趣,同时还不至于冷落了别人。要不然,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,但得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。话题就难在这“共赏”或“同情”上头。不用说,题目的性质是一个决定的因子。可是无论甚么地位甚么职业的人,总还是人,人情是不相远的。谁都可以谈谈天气,就是眼前的好证据。虽然是自己的熟题目,只要拣那些听起来不费力而可以满足好奇心的节目发挥开去,也还是可以共赏的。

  这儿得留意隐藏着自己,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身分。但是“自己”并非不能作题目,“自己”也是人,只要将“自己”当作一个不多不少的“人”陈述着,不要特别爱惜,更不要得意忘形,人们也会同情的。自己小小的错误或愚蠢,不妨公诸同好,用不着爱惜。自己的得意,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兴趣的地方,不妨说是有一个人如此这般,或者以多报少,像不说“很知道”而说“知道一点儿”之类。用自己的熟题目,还有一层便宜处。若有大人物在座,能找出适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听得进去的话题,固然很好,可是万一说了外行话,就会引得那大人物或别的人肚子里笑,不如谈自己的,倒是善于用短。无论如何,一番话总要能够教座中人悦耳快心,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才好。

  有些人只愿意人家听自己的谈话。一个声望高,知识广,听闻多,记性强的人,往往能够独占一个场面,滔滔不绝的谈下去。他谈的也许是若干牵搭着的题目,也许只是一个题目。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,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,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。若是人多了,也许就有另行找伴儿搭话的,那就有些杀风景了。这个独占场面的人若是声望不够高,知识和经验不够广,听话的可窘了。人多还可以找伴儿搭话,人少就只好干耗着,一面想别的。在这种聚会里,主人若是尽可能预先将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势,也许方便些。平常的闲谈可总是引申别人一点儿,自己也说一点儿,想着是别人乐意听听的;别人若乐意听下去,就多说点儿。还得让那默默无言的和冷冷儿的收起那长面孔,也高兴的听着。这才有意思。闲谈不一定增进人们的知识,可是对人对事得有广泛的知识,才可以有谈的;有些人还得常常读些书报,才不至于谈的老是那几套儿。并且得有好性儿,要不然,净闹别扭,真成了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了。记性和机智不用说也是少不得的。记性坏,往往谈得忽断忽连的,教人始而闷气,继而着急。机智差,往往赶不上点儿,对不上茬儿。闲谈总是断片的多,大段的需要长时间,维持场面不易。又总是报告的描写的多,议论少。议论不能太认真,太认真就不是闲谈;可也不能太不认真,太不认真就不成其为议论;得斟酌乎两者之间,所以难。议论自然可以批评人,但是得泛泛儿的,远远儿的;也未尝不可骂人,但是得用同情口吻。你说这是戏!人生原是戏。戏也是有道理的,并不一定是假的。闲谈要有意思,所谓“语言无味”,就是没有意思。不错,闲谈多半是费话,可是有意思的费话和没有意思的还是不一样。“又臭又长”,没有意思;重复,矛盾,老套儿,也没有意思。“又臭又长”也是机智差,重复和矛盾是记性坏,老套儿是知识或见闻太可怜见的。所以除非精力过人,谈话不可太多,时间不可太久,免得露了马脚。古语道,“言多必失”,这儿也用得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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